论坛 | 数字化和能源转型下大国供应链竞争及其影响
来源：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时间：2023-09-11 11:38
吴泽林
大国供应链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快速发展，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担忧越来越大。美国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者。欧盟则视中国为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对手。供应链竞争随即成为发达国家对华竞争的重要内容，其突出表现为中国参与的全球数字和绿色供应链遭到美欧等国的深刻重塑，之中的原因无非在于美欧等国作为一直以来塑造并控制着大多数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其既得利益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为此，美欧中在供应链本地化、全球重要供应链节点和基础设施领域展开激烈博弈。
（一）供应链本地化竞争
技术创新能够引领全球供应链的塑造、发展和重组，是大国供应链竞争的焦点。近年来，美国、欧盟和中国均重视对新兴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尤其是大力扶持本土数字和绿色产业，完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强化竞争优势，美欧重拾产业政策为技术研发和创新提供支撑，推出了一系列以资金扶持为主的产业政策。
美国深感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追赶压力。拜登政府上台后，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重要议程。参众两院相继通过《创新与竞争法案》和《竞争法案》，试图用政治意志和产业政策强化与中国的技术竞争。2022年以来，面对法案在贸易议题等方面的分歧，为快速投入全球竞争，美国两党将《芯片和科学法案》从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立法，并在迅速通过参众两院后于8月由拜登总统签署发布。根据法案，美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年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提供200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支持，为半导体产业提供527亿美元资金支持。在能源转型领域，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是发展重点。美国于2022年8月出台《削减通货膨胀法案》，计划支出3690亿美元用于遏制气候变化和促进清洁能源使用。能源部还致力于增加能源转型领域的原材料供应和国内制造能力，增加采用和部署清洁能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源供应链。同时，鉴于新能源汽车的巨大需求，美国加强以新技术领域的研发优势加强供应链本地化。
欧盟的产业政策来自大国的推动。面对在研发实力上与美国越来越大的差距和中国的快速追赶，极力避免在未来竞争中被中美两国边缘化，2019年，德法两国经济部长达成“面向21世纪欧洲产业政策宣言”，要求制定欧洲技术融资战略。作为回应，冯德莱恩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伊始，即在2020年工作计划中提出加强“经济主权”，并在随后几年发布《欧洲新工业战略》《关键原材料弹性》《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2030数字指南针》《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数字主权》《欧洲芯片法案》以及“REPowerEU”能源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逐步勾勒出欧盟产业政策的目标、关键领域和实施路径，其核心是增强欧洲自主研发、生产和获取能力，完善欧洲内部的供应链体系建设。其中，2022年2月推出的《欧洲芯片法案》拟动用超过430亿欧元资金建立完整、有弹性的半导体产业链，使2030年的生产份额达到20%，推动实现半导体的自主可控。而在“REPowerEU”计划中，欧盟计划动员近3000亿欧元，加速和扩大对氢能、风能和太阳能投资，实现可再生能源多元化。欧盟执行产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是工业联盟，其核心是加快政企协同、整合优质资源、形成攻坚合力的重要方式。通过组建欧洲电池联盟、欧洲原材料联盟、欧洲清洁氢联盟、欧洲处理器和半导体技术联盟、欧洲工业数据、边缘和云联盟等工业联盟，欧盟汇聚了各级政府、制造商、工业联合会、研发机构等多方资源，有针对性地布局核心战略领域研发和生产的自给自足。
近年来，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特别是科技自立自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特别是全面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等。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等八个方面对“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作出总体部署。根据规划，国务院还于同年8月建立了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于数字经济核心的集成电路产业，中国投入大量资金予以扶持。2014年至2019年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共募集并投资了1387亿元，涉及23家芯片公司，70个有效的芯片项目，覆盖半导体材料、设计、制造、封测等多个环节，有效促进了芯片国产化。2019年成立的大基金二期注册资本达到2041.5亿元，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国集成电路的技术研发和全产业链能力。同时，中国持续加大对清洁能源的财政扶持力度，利用财政资金和预算内投资支持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能源高效利用、资源循环利用等工作。
简言之，无论是数字化还是能源转型领域，美欧国家曾经放弃甚至是批评他国的产业政策，重新成为开展全球技术竞争的重要工具，并且在美国国内和欧盟内部具有相当大的共识，不少政府高官公开呼吁制定产业政策。以资金扶持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政策为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弥补供应链短板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国家层面的供应链本地化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物质力量成为大国开展技术研发和供应链本地化竞争的前提和保障。
（二）全球重要供应链节点竞争
数字化和能源转型领域涉及的高技术和关键原材料实际上集中在特定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其他国家容易对其形成较高的依赖且这种依赖通常具有高集中度和难替代性，这些国家、地区和企业已成为全球重要供应链节点。比如，在数字化领域，只有台积电和三星有能力生产5纳米工艺芯片；唯有荷兰阿斯麦公司具有制造极紫外光刻机的能力；日本基本垄断了全球光刻胶市场等。在能源转型领域，中国光伏材料和部件的产量占比均超过75%。而相比于化石能源，清洁能源对金属矿产的需求更大。国际能源署预测，2040年关键金属矿产的需求量将比2020年增长6倍。然而，澳大利亚占锂产量的60%；刚果（金）占钴产量的70%；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精炼和加工基地，多种矿产的产能份额超过50%等。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高技术能力在各国的细分及清洁能源所涉及原材料的多元化，不少国家都在数字和绿色供应链上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和今后，世界各国将更加重视拥有高技术资源或富有关键原材料的全球重要供应链节点。为此，世界主要大国都在积极拉拢和争夺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荷兰、以色列、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高技术国家和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南非、乌克兰、刚果（金）、印尼、几内亚、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坦桑尼亚、赞比亚等资源大国，竞相与这些国家成为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比如，中美两国是新能源汽车的最大市场和生产基地。两国关系恶化后，均加强了与拥有丰富钴资源且战略位置重要的刚果（金）的沟通与合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2021年1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刚结束对刚果（金）的正式访问，刚果（金）宣布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便于2月同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电话联系，探索两国的“经济机会”；继中国领导人同年5月同齐塞克迪总统通电话之后，拜登总统也于10月利用出席二十国集团会议之际会见了齐塞克迪总统，并邀请刚果（金）出席美国倡导的“全球民主峰会”。2022年7月，刚果（金）成为非洲唯一一个受邀参加美国供应链部长级论坛的国家，国务卿布林肯还在次月对其进行访问。美国对刚果（金）的拉拢目标明确，旨在干扰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布局，迟滞中国的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当然，这些节点国家或企业也会依据多种因素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方式。比如，在半导体领域，基于台积电在半导体制造环节的优势，特别是10纳米以下先进工艺的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份额，其已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提高半导体制造能力、掌握尖端技术的重要争夺对象。美国、欧盟和日本均以巨额补贴邀请其投资建厂，中国大陆也希望台积电能够在更加先进的工艺节点进行投资。不过，受美国对华制裁和主要客户来源的影响，台积电在具体行动中更加倾向美日等国，中国台湾地区也较为积极地加入了芯片四方联盟。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争取韩国，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由于韩国既对中国产品和市场有较大依赖，又是美国的盟友且需要美国市场和技术，因此在中美之间试图执行平衡政策，既推动三星等企业对美投资计划，扩大对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的直接投资，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和制药等高技术产业建立美韩稳定的供应链，提高战略性关键产品的生产能力，也扩建西安工厂并说服美国允许其引入先进设备。同时，在加入芯片四方联盟议题上表现谨慎，希望加入，又提出不应将其作为反华工具，并在2022年8月与中国首次就深化供应链合作达成一致并签署合作文件。
在主要大国对全球重要供应链节点的争夺中，美国试图以此打造排除中国的、封闭的产业和技术联盟，在数字化和能源转型领域已经至少打造了美日、美韩、美欧、美台、芯片四方联盟、“美日印澳”“印太经济框架”、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多层级的供应链伙伴体系，并且以北美和美洲为两大抓手推动“近岸外包”策略，这些成为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基础。而中国始终强调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2022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核准了《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在同年9月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所致贺信中中国领导人也提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论坛期间，中国还同印尼、智利、古巴、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共同发起《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共同携手构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可以看到，全球重要供应链节点竞争的背后也包含供应链合作理念的差异，美国信奉的是封闭和集团化，中国遵循的是开放和非排他性。
（三）基础设施竞争
塑造全球供应链除了涉及技术和节点外，还涉及流动。有效连接高技术资源、重要供应链节点和全球市场需要更强的连通性。美国、欧盟和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竞争。在国内层面，2021年11月，美国出台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用于填补美国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提高供应链效率。拜登总统在签字仪式上表示，该法案将使美国的港口、机场和货运铁路现代化，以便企业更容易将货物运送到市场，它将降低供应链瓶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2012年到2021年底，铁路、公路增加里程约110万公里，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均超过95%，民航新建、迁建运输机场82个，其中，仅是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就累计超过7万亿元。2020年开始，中国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竞争力。
在国际层面，全球基础设施成为重要的竞争场域。自2013年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谋划和建设了包括蒙内铁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比雷埃夫斯港、海法新港、中马友谊大桥在内的一大批项目，“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已初具规模。中欧班列已铺画了82条运输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200个城市，形成了贯通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在此助益下，2013年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额近1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超过2300亿美元。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旺盛的生命力，美欧等国近年来也提出许多全球基建计划。比如，欧盟相继发布“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全球联通欧洲”战略和“全球门户”计划，美国联合多国发起“联合发展基础设施”计划、“蓝点网络”计划、“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总体看，这些计划拥有较大的共性。在地域上，具有全球性，非洲和“印太”地区是重点；在领域上，支持绿色、气候、数字、卫生等软性基础设施；在融资上，强调以发展融资带动私人资本；在原则上，由西方价值观驱动。当前，七国集团发起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声势浩大，计划到2027年筹集6000亿美元，其中，美国通过政府资金和私人投资筹集2000亿美元，欧洲筹集3000亿欧元，日本提供650亿美元以上。这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有所上升。第一，增强了成员国之间的协调。目前美国已充分意识到协调性的缺乏可能导致效率低下，错失大规模投资的机会。通过统一命名，将各自基建计划进行捆绑与整合，可以显著发挥其规模效应和宣传声势，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和可信度。这也使美欧等发达国家同共建“一带一路”的竞争由“组团对冲”发展到“整体对冲”。第二，强化了竞争的“精准化”。从主要内容和美国正在推进的项目看到，“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有较大重叠，与中国争夺新兴技术和市场的意图明显，其中，在数字领域旨在发展中国家排除中国电信设备，在海底光缆等其他业务上排挤中国参与，能源项目则是以清洁能源为突破口，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加快部署清洁能源技术，帮助中东欧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在非洲等石油生产国促进能源转型，并在总体上促进美国产品的出口。第三，美国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及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更加紧密。国务院、商务部、国际发展署、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进出口银行等美国政府发展基础设施的主要融资工具与国际金融机构和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合作加深，已在多个领域和项目上开展联合投资。因此，作为供应链竞争基础的全球基础设施竞争已不仅体现在具体项目上，更体现为大国全球基建计划的竞争，这一竞争的强度也将继续加大。
大国供应链竞争的影响
大国供应链竞争对国家间关系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带来了深刻影响。其一，中美两国可能借助产业优势分别在绿色和数字领域形成产业并立，并以此塑造全球供应链。其二，美欧修复和加强了跨大西洋关系，处在技术弱势地位的欧盟将进一步增强对美国的依赖。其三，出于安全和竞争的考虑，美欧中都在塑造“以我为主”的数字和绿色供应链，全球数字和绿色行业的跨国公司将在三大市场分别布局，谋求市场份额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一）中美产业并立与塑造
未来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很大程度上在中美两国之间，两国基于国家实力和产业优势可能在数字和绿色领域形成产业并立的局面。在中短期内，美国在数字领域具有优势，而中国的优势在清洁能源领域。中美两国已在人工智能的各个方向上展开竞赛，领先于其他国家。仅在机器学习领域，两国的专利数量总和就超过了全球一半，排在第三的日本的专利数量不到中国的一半。美国在总体上保持显著的领先优势，在人才、研究、开发和硬件等四个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地位，中国则在数据和应用方面领先，在其他方面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欧盟稍显落后，发展竞争力不足。在芯片领域，虽然美国生产能力较为薄弱，成熟劳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缺乏，但正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供应链本土化及对供应链的控制力，包括加强技术研发，诱使优秀芯片企业赴美建厂，构建技术联盟，加快机器人和3D打印的运用，加强人力资本培训，保持温和的移民政策等。美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众多创新型企业和优秀的技术人才，也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开展联合研发，继续巩固数字领域的技术优势。中国在美国制裁华为之后就开始了半导体产业“去美国化”和国产化进程，政府的支持以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一期和二期的投资已基本覆盖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等产业链各环节，一大批中国半导体优秀企业已经涌现并迅速追赶，在封测环节和一些设备和材料方面已缩小了与全球领先企业的差距。不过，中国工业品进口最多的仍是集成电路，2021年进口量达到6355亿块，进口额达4326亿美元，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意味着中国进口替代的能力依然较弱，尤其是在10纳米以下先进工艺节点的制造环节还有很大差距。这也就意味着在中短期内，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半导体产品仍存在较大依赖。
近年来，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在材料和零部件方面，中国为全球大量提供了锂电子电池所需的负极材料、高纯硫酸锰、石墨活性炭、稀土等原料；在太阳能光伏领域，中国拥有全球72%的多晶硅产能、98%的硅锭、97%的硅片、81%的电池片和77%的组件产能。2021年，从事太阳能热发电相关产业链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多达近550家。在生产方面，中国加工和精炼了全球60%的锂、镍和72%的钴。在消费方面，2021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5%，比2012年提升了11个百分点；风光发电装机规模比2012年增长了12倍左右，新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1万亿千瓦时。目前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11亿千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均居世界第一。2022年前8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397和386万辆，保有量达到1099万辆，约占全球一半左右。相比之下，在生产方面，美国仅占锂的4%，镍的1%，没有精炼钴的生产能力，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电池正负极领域，美国基本上没有任何产品。从成本上说，美国制造硅组件的成本比中国高30%~40%。劳动力成本占美国制造总成本的22%，中国仅为8%。2021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达到3800亿美元，高居榜首，美国为2150亿美元。可以看到，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而美国正奋力追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多次警告称，美国在清洁能源方面落后于中国。因此，美国也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削减通货膨胀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和行动加强对清洁能源技术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投资。
作为两个具有强大实力和政治意志的大国，全球供应链竞争将使两国在总体上加强数字和绿色供应链的本地化进程，更加注重国内大循环。美国在数字供应链上更具优势，中国在绿色供应链上更占主导。不过，从长远看，随着中美两国激烈的技术竞争，不太可能有其中一国在数字和绿色领域中的所有环节都占极大优势，从而导致完全意义上的“你输我赢”，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也不可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因此，中美两国更可能基于不同领域的技术优势塑造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其他国家则基于产业基础的契合度和地理位置的远近参与其中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这些链条之间无疑将具有相当复杂的交叉性，中美两国借此将形成产业并立的局面。
（二）欧盟对美国供应链体系的依赖增强
在全球数字和绿色供应链竞争当中，中美竞争大于中欧竞争，中欧竞争大于美欧竞争。因此，美欧存在供应链合作的空间。虽然，欧盟近年来提出“战略自主”“经济主权”“技术主权”等理念，在最初也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战略和技术依赖，但是，跨大西洋关系在美国对华发起全面竞争、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已经得到了较大的修复和加强。美欧都在重新审视对华供应链关系，评估彼此在其中的价值。美国将“联欧制华”视为其对华进行有效竞争与遏制的必要条件，欧盟则将欧美协调作为维系大西洋联盟稳定和维护自身在亚洲及在中国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美欧涉华互动的动能增强。
在共同开展对华技术和供应链竞争上，最明显的标志是2021年美国和欧盟建立的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其聚焦技术合作与标准制定、供应链安全与弹性建设、市场监管政策协调、应对全球贸易挑战等四大议题，并决定下设技术标准、气候和清洁技术、安全供应链、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服务安全性和竞争力、数据治理和技术平台、滥用技术威胁安全和人权、出口管制、投资筛选、促进中小企业获取和使用数字工具、全球贸易挑战等10个工作组。在2022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美欧决定在太阳能电池、稀土和芯片等领域扩大来源地，包括将一些关键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到印度等国。可以说，这一机制是美欧迈出修复和加强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一步。虽然，双方在该机制希望达到的目标和一些经济技术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但仍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同欧盟强化供应链伙伴关系，构建“民主科技联盟”，在中长期摆脱对华供应链依赖，增强经济自主性的重要合作平台。在这一框架下，美欧正在塑造数字和绿色供应链方面加强合作，强化对新兴领域供应链的共同控制。同时，这一机制也提供了机遇来驱动跨大西洋的技术领导力，缩小了美欧在技术监管上的路径分歧，围绕新兴技术及其创新达成一个进取性的联合议程，既推进了跨大西洋的能力建设，又设定了国际标准。美欧也在能源转型领域持续走近，增强供应链合作。2022年6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委员会组成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成员国还在同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阿根廷、巴西、智利、刚果（金）、印尼、蒙古、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菲律宾、坦桑尼亚、赞比亚等资源富裕国家举行部长级会议。这些举措的重点是对能源转型所需要的锂、钴、镍、稀土等矿产的关注，增强与资源富裕国的联系与合作。这也是美欧构建排除中国的绿色供应链的努力之一。
不过，由于欧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落后和关键矿产资源的缺乏，美欧供应链合作关系是非对称的。对全球数字和绿色供应链的共同塑造实际上将进一步增加欧盟对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依赖。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美国和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表现突出，占据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以及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在市场份额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占73%和18%，欧盟仅为4%。欧洲市场已经基本被亚马逊、微软、谷歌、阿里巴巴、IBM、甲骨文等中美企业垄断，欧洲具有前途的数字企业也正在被非欧洲企业收购。90%的欧洲数据依赖美国供应商的数据管理服务。欧洲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只占欧洲市场总收入的不到1%。因此，在对华供应链竞争背景下的美欧供应链合作将尤其使欧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和市场上对美国形成更大依赖，这偏离了欧盟推动战略自主、经济主权和技术主权的目标。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这种合作和依赖将减弱欧盟在新兴领域实现追赶的动能，欧洲可能面临“发展锁定”和“转型困境”的风险。
（三）跨国公司开展多中心布局
大国供应链竞争也在微观层面深刻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最明显的趋势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全球进行多中心布局。在美国对华发起全面竞争，特别是对华加征关税之后，已有不少企业采取多中心策略，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一些纺织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一些家电和汽车零部件企业到墨西哥投资建厂，利用这些国家与美欧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避关税和配额。不过，在大国竞争及数字化和能源转型背景下，大国更加需要确保与高技术资源的有效连接，特别是提高对数字、绿色等关键领域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各国政府竭尽全力吸引全球高技术企业到本地投资建厂，从而减少对外战略依赖。全球高技术企业也顺应产业变革浪潮和各国优惠政策以消费市场为基础开展多中心布局，这已突出体现在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领域。
半导体是数字经济时代和新兴产业竞争的核心。欧盟和美国为弥补半导体制造环节的短板，在本地构建半导体全产业链，分别于2022年2月和8月出台《欧洲芯片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巨额补贴和税收抵免吸引全球先进半导体企业到欧美投资建厂。日本也拿出大量补助邀请多家企业赴日投资。对此，大量的半导体企业开启或推进多中心布局，台积电除了在美国和日本新建工厂外，也在扩建南京芯片厂；三星确认投资170亿美元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新建晶圆厂，同时计划扩建西安NAND闪存工厂；英特尔除了在美国俄亥俄州建设芯片厂外，还计划在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进行布局，在欧洲构建从芯片设计研发到生产封装的半导体全产业链；住友化学宣布投资300亿日元在美国新建高纯度半导体工艺化学品制造工厂；SK集团决定在半导体等领域追加对美投资；三菱瓦斯化学将在美国增产用于制造半导体的化学药品“超纯过氧化氢”等。
实际上，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产业分工加速演进，半导体产业链具有明显的全球分散、区域集中的特征，即研发设计在美国、制造和封测在东亚、设备在美国和日本、材料在日本。如今，在大国博弈、政治力量和产业政策推动下，全球主要半导体制造和材料企业已走出本土，有些已加速开启全球化战略和多中心布局。由于美国仍是全球半导体设计研发中心和重要的消费市场，赴美建厂对这些企业来说更加重要。2021年，台积电前七大客户中有六家是美国企业，且苹果就占其营收的四分之一。2022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28%，创近8年新高，高通、英伟达等美国企业也是三星的重要客户。因此，这些企业在美投资的技术较高，这对于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回流”，提升半导体产品的稳定供应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欧洲，由于缺乏先进半导体制造生态和先进芯片工艺的终端应用产业配套，半导体企业赴欧洲建厂主要瞄准车规级和工业级芯片，助益欧洲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包括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型。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对半导体企业同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面对美国对华制裁，半导体企业根据制裁的技术范围在其他产品和工艺节点扩大投资，并说服美国在先进设备等方面对这些外资企业给予豁免。可以看到，五年多来，全球主要半导体企业已采取了新的经营策略，即根据消费市场需求、研发合作需要，甚至是美国的制裁节点，在美国、欧盟、中国等地采取基于不同技术水平的投资，以此保持和扩大在多个市场的获益，而主要大国也在这些投资中增强了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和供应链韧性。
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制造是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关键技术领域。欧盟已宣布到2035年禁售燃油车。美国将电动汽车视为交通运输的未来和保持全球竞争优势的关键，加利福尼亚州已规定从2035年起将全面禁止销售新的燃油车。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且期望在电动汽车行业实现“弯道超车”。主要大国都在努力塑造本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电池供应链，赢得未来的技术和竞争优势。面对巨大的市场机遇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全球大型汽车制造商以及主导锂电池市场的中日韩动力电池制造商，正在中美欧等重要市场加速多点布局，以期提高新能源汽车或动力电池在不同区域的市场份额。丰田、本田、松下、LG集团、现代、SK集团、三星、福特等企业已宣布在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等地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或电池制造厂。宝马、大众、沃尔沃以及蔚来、宁德时代、远景动力、国轩高科、蜂巢能源、亿纬锂能等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企业，已在或正在德国、匈牙利、瑞典、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建设下一代新能源汽车或电池工厂。特斯拉、丰田、本田、现代、大众、大众、松下、LG等企业在中国的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南京建厂。汽车产业通常产值巨大，是国家的支柱产业，承载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技术水平、发展配套产业、扩大就业人数等重要功能，也是转型升级的主战场。美国、欧盟和中国对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尤为重视。无论是传统大型车企，还是借助新能源浪潮快速崛起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都在美国、欧盟和中国这三大最重要的市场扩大投资，抢占市场份额。而主要的动力电池生产商也从东亚迈向全球，积极扩大研发合作和产能，为众多车企提供新一代动力电池。今后，伴随着车企和电池制造商的全球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电池供应链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主要大国的政治意志、贸易协定等将对企业的全球化选择产生更大的影响。
大国供应链竞争与经济全球化转型
基于大国在数字化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供应链竞争对国家间关系和企业全球布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变化，许多学者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一些新的概括和阐述，如“逆全球化”“慢全球化”“半全球化”“新全球化”“再全球化”“有限全球化”“平行全球化”“新型全球化”。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转型，已经不再完全遵循之前的逻辑。可以说，美国、欧盟和中国在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领域的供应链竞争正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渐进演化。
（一）经济全球化向本地化、区域化方向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全球通信技术的进步和运输成本的降低，全球产业链不断延伸，跨国公司基于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消费市场等因素在世界各国布局。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1年之后，全球分工明显放缓，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上升，区域化倾向明显。比如，2019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达到了57.5%，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自身的贸易依存度均在50%及以上。亚洲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中国和日本在亚洲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来，随着美国、欧盟和中国纷纷在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领域加强研发投入，促进国内生产，塑造以本土为中心的全产业链，数字化和能源转型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正在缩短。从发展趋势看，基于美国、欧盟和中国均希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借助本国企业或全球先进企业的研发投资，提高本地化供给和生产率，构建和完善本地的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链，全球将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区域产业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区域产业链、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区域产业链。
其中，美国出台的《削减通货膨胀法案》和北美三国达成的《美墨加协定》将推动电动汽车组装、电池组件及其关键矿物的供给在北美形成区域供应链。通过欧洲电池联盟，欧盟已初步搭建起锂电池产业链的分工框架，包括由葡萄牙、西班牙、芬兰提供关键矿产，由比利时、德国、波兰、法国等国提供负极材料及其他材料，由瑞典、德国、法国生产电芯，由德国和波兰进行电池组装和回收等。东亚国家本身在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中具有一定优势，中国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技术领域占有一定程度的领先地位，而且产业配套网络齐全、市场规模巨大，中国有望成为东亚区域汽车产业链合作的枢纽，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东亚区域大市场将进一步深入发展。
鉴于芯片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对构建本土半导体全产业链极为重视。今后，三星和台积电的美国工厂能够帮助美国拥有一定产能的较为完整的尖端半导体产业链，增强对先进技术的控制力和主导性，欧盟可能在内部建立起车规级和工业级芯片的产业链，确保欧洲传统优势产业的供应安全。伴随着发达国家在尖端芯片领域与中国的“脱钩断链”，中国在尖端技术和产品上融入发达国家创新网络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中国的目标一定是在成熟工艺节点建立本土半导体全产业链，之后在设备和材料的研发突破中持续提升整条产业链的工艺节点。因此，半导体产业链的本地化和区域化趋势会进一步增强。此外，传统化石能源蕴藏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不均衡。而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收集和投资，由于其较强的可获得性，将呈现出多中心、分散化的特点，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依赖将显著减弱，清洁能源供应链也将更加呈现出本地化、近岸化、区域化趋势。如何在国内以及和周边国家共同构建清洁能源产业链是今后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命题。
（二）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观意涵在加深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主要是经济逻辑。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除了赋予其安全逻辑外，还进一步将西方价值观注入其中，作为实施“友岸外包”策略和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支撑，其目的是借此强化与美国遵守同一规范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将贸易和产业链，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链的构建转移到或限制在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圈内。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在各个场合强调，美国和可信赖的贸易伙伴要通过“友岸外包”来提升供应链弹性。在芯片领域构建的美日、美韩、美欧、美台、芯片四方联盟、“美日印澳”等多层级的供应链伙伴关系，在矿产领域建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都是美国试图与所谓民主盟友和伙伴建立供应链合作的努力。美欧等国也赋予“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全球门户”计划、“清洁绿色”倡议等一系列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突出以西方价值观来阐述的民主、高标准、良治、透明度、可持续。通过注入西方价值观，美欧等国极力展现出其倡导的计划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不同。
尽管中国等国家坚定支持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但美国等发达国家秉持冷战思维，在全球重要供应链节点和基础设施竞争中积极注入西方价值观，并试图以其撬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转向，以意识形态划界进行断供断链。价值观意涵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度介入，将首先引发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观博弈和斗争，撕裂大国间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共识。其次，脱离资源高效配置，以价值观为纽带的“友岸外包”，虽然不太可能引发全球重新进入冷战时期的两个完全隔绝的大市场，但美国等国正在将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的全球供给和供应链塑造限定于特定的价值观国家体系内部，这会大幅降低全球经济整体效率，增加成本和供应瓶颈，在长期将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伴随着数字化和能源转型领域的竞争博弈，一种基于价值观的全球化可能会在两大转型领域中的一些行业缓慢出现。
（三）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变”依然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数字化和能源转型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产品的产供链正在走向本地化、近岸化和区域化。但如果进一步细分行业、产品和技术，仍然能够看到经济全球化中的经济逻辑仍是重要面向，较难被政治意志改变。比如，就半导体行业而言，第一，中国台湾地区和三星为确保技术优势和巨额利润，不太可能把最先进的工艺节点放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最先进的工艺节点仍然将在东亚制造并形成全球贸易，除非英特尔研发出最先进工艺节点的芯片。第二，成熟工艺节点芯片各大国只需确保供应安全，全产能的本土化在成本上不经济。第三，凭借成本优势，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封测环节仍将聚集在东亚，芯片在制造完成后将继续运送到东亚进行封装。第四，半导体是高技术产业，但并非其中的每一个产品、设备和零部件都是高技术的，一些设备和零部件仍将通过全球贸易获得。因此，虽然次尖端芯片产业链正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本地化、近岸化和区域化，但实际上所占市场份额不大，占据市场大多数份额的成熟工艺芯片和最尖端芯片仍可能以全球贸易为主，遵循经济全球化的逻辑，特别是中国已经掌握的工艺节点。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由于制造动力电池需要的锂、镍、钴、锰等矿产资源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其上游产业链的关系仍将是全球化的，新能源汽车中价值第二高的电机需要使用稀土的高性能永磁体，其提炼和加工能力由中国主导，很难依靠本土化、近岸化和区域化生产，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制造及销售很有可能实现区域化，但关键矿产的开采、提炼和加工等环节即使未来有区域化的可能，进度也将非常缓慢。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供应链全球化。在数字化和能源转型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基于技术竞争，特别关注数字和绿色供应链的安全性，都会以一定的产能基础将一些对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转移到国内、近岸，或将其多元化，全球供应链在一些领域正在收缩，这是大国打造供应链韧性的必然趋势。不过，基于每一个产业、产品、零部件在技术和重要性上的差异，各国政府和企业也会在本土、近岸、离岸、多元化等选项中采取不同的策略。这就使今后对经济全球化的描述不能再仅仅根据单一的经济逻辑，而是要依据不同的产业、产品，甚至是零部件和技术来进行细分考量，从而才能准确识别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发展趋势。（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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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高慧君
